1939年對于顧景舟來說，是個值得記敘的年份。這一年，有個名叫郎玉書的古董商人，從上海來宜興蜀山聘請中意的壺手。一個名叫顧景舟的年輕人引起他的重視。他是個做事決斷的人，很快就找到了顧景舟，鄭重聘請他去上海“郎氏藝苑”參加制陶工作。月薪60元大洋。

　　對于顧景舟和家人來說，這不啻是個從天而降的喜訊。按當時的物價，面粉才幾分錢一斤，豬肉也只1角幾分錢一斤。一個銀行職員的月薪10元大洋，可養活一家6口人加一個保姆。60元大洋的月薪，是一份非常高的收入了。

　　況且，是去上海。對于從未出過遠門的顧景舟來說，那是夢一般的地方……

　　到了朗氏藝苑，顧景舟才知道，這里的“制陶工作”，原來是做仿古的槍手。對此，他并不是一點沒有心理準備。郎老板出60元大洋月薪，總是要物有所值吧。之前，坊間常常傳說，某某壺手，被誰請去做槍手，一做就是幾年。紫砂藝人，心是自己的，手往往是別人的。仿古的帷幕雖然還沒有打開，但他內心早已被新奇和忐忑所占滿。然而，在他之后的一生中，“朗氏藝苑”是一個永久加密的限制詞。幾乎對任何人，他都諱莫如深。

　　縱觀顧景舟的人生脈絡，上海仿古的經歷非常重要。廣博的識見和精湛的壺藝，都從這里匯聚、出發。如何解讀他的從未公開的仿古生涯，是任何一個傳記作家難以逾越的障礙。我們只能從零碎的后人記憶里，想象、推理而不是杜撰當時的種種可能。

    首先，朗氏藝苑的地址，是在公共租界。其時抗戰爆發已近三個年頭，淞滬會戰中，日軍將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作為進攻中國軍隊的基地，并以海軍陸戰隊代替租界巡捕。公共租界在事實上被分割成兩部分，蘇州河以北地區成為日軍控制的勢力范圍。人稱“日租界”。公共租界的主體部分，即中區、西區及西部越界筑路區域，分別由英國、美國和意大利軍隊防守。由此，日本兵不能進入租界的那一帶，但他們可以派兵在租界門口站崗。“朗氏藝苑”就蜷縮在公共租界的某一條弄堂里。許多年后，顧景舟帶徒弟潘持平受邀去北京故宮鑒定紫砂器，其中見到一件“天鵝樽”，印款是陳鳴遠--清代杰出的紫砂藝人，紫砂花器的首創者。顧景舟見到這件作品，情不自禁地“哎呀”了一聲。潘持平在一旁，覺得顧景舟的表情，頗像見到了一個失散了多年的孩子。顧景舟告訴他，當時他在“朗氏藝苑”謀生，必須從公共租界進出，把守在租界門口的日本兵盤查很嚴。有一次，他把剛做好的天鵝樽素坯放在一只籃子里，在租界門口，被檢查的日本兵碰壞了底座。當時天氣炎熱，泥坯干燥，雖然后來經過修補，但燒成后還是看出一點細微的補痕。這件作品底款是陳鳴遠，但在天鵝樽的里端，卻鐫著一個細微的不易被人察覺的“景”字。這是顧景舟當年仿古時的特定印記。他進一步闡述，當時所仿器型，全由老板拍板，打印章，也是老板的事，他無權過問。這是顧景舟在特定環境下，難得泄露的“天機”之一。

　  “天鵝樽”的故事，道出了顧景舟當年仿古的環境。時隔16年后，在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高莊先生的交談中，顧景舟曾以心情復雜的語氣，透露了一點在“朗氏藝苑”的情況。當時在場的，除了高莊教授，還有顧景舟的徒弟李昌鴻。他回憶說：

　　“講到當年在‘朗氏藝苑’仿古時，師傅是有顧慮的，他說，當時也是為了生活。做槍手很郁悶的，和外界完全隔絕。一個人關在小屋子里干活，吃飯時，飯菜由墻上的一個小木窗里遞進來。當然，飯菜比家里要強多了，每頓會有幾塊紅燒肉，有時會有帶魚之類。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全由老板說了算。有時，老板會拿來一把老壺，讓我仿制，有時只有一張模糊的照片。但我仿制的茶壺，并不比原作差，有的，肯定超過了原作。有時，做到一件滿意的作品，卻不能打自己的印章，就在壺的里面，做一個小小的印記。”

　　關于仿古生涯，這大概是顧景舟對外人講得最多的一次。

　　從顧景舟這番有限的表述中，我們還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：他當年所仿之壺，一是有老板提供實樣，如此，顧景舟就有機會親近時大彬、陳鳴遠、邵大亨、陳曼生等歷代高手的真品，這對于他來說，不僅大開了眼界，而且得以零距離地感受先輩前賢們的精神狀態，并與之交流、碰撞。在藝術的追求上，無疑會有新的皈依，對其壺藝的精進，自不必言。

    其二，“朗氏藝苑”當時聘用了一批壺手在仿古，但他們每個人的作坊是分開的，郎老板不讓他們之間有接觸。即使看到一些東西，也只能裝著視而不見，所以顧景舟“郁悶”是難免的。但數十年后，在提到當年仿古生涯時，他說過這樣一句話：去上海仿古的名手里，手藝最高的，當數陳光明。

　　其三，并不是所有的仿壺都有實樣可依，“有時，只有一張模糊的照片”，這其實是向顧景舟們提出挑戰，就一張照片，你能不能仿？一個藝人除了臨摹，還有多少創造能力，這時就顯現出來了。顧景舟交出的考卷，應該是合格的，有時他覺得，自己做出的壺，完全超過了原作，但心里的一份成就感無處安放，因為壺底不能打他的印章，打誰的印章，他又不知道，就像自己的孩子，生下來就要跟自己離別，自此天各一方，再無會期。即便將來見到，說這把壺是顧某人所制，誰會相信呢？大概從這時起，顧景舟就開始采用不同的印章和印記，來管理自己的作品。說實話，在壺的里端做印記，是有風險的。郎玉書何等人？一把壺坯到他手上，必得仔細檢查。如果哪個壺手在壺里做了手腳讓他發現，那意味著什么？所以，顧景舟在壺里留下的印記，幾乎堪稱絕活。后來，有人稱此為“暗款”。

　　據考，顧景舟當時仿古的參考資料，還有《故宮月刊》和日本人奧蘭田所著的《茗壺圖錄》。前者，1929年創刊，是當時極為難得的一份刊登鐘鼎彝器和其它奇異珍寶的雜志；后者則是一本薄薄的小書，其中收錄了32幅各個時代紫砂名壺的線描圖畫和印章拓本。

    顧景舟在“朗氏藝苑”仿制的紫砂古器到底有哪些？這是一個頗為不易解答的問題。時隔多年之后，當一些被歷史封存的“老壺”，如陳鳴遠款“雞首壺”、“小四方壺”，時大彬款“高僧帽壺”，邵大亨款“仿鼓壺”等重見天日時，仿佛靈性呼喚，壺器深處的“暗款”，最終會幫它們找到昔日的主人，此是后話。

　　這段時間顧景舟在上海過得好嗎？應該是不錯的。穩定的高薪給了他安逸的心態。他自刻了一枚印章：武陵逸人。你可以說他自比陶淵明。文人大抵都這樣，善于從混沌里濾出清醇。如此，這枚印章還傳遞了這樣的信息：雖然周遭有許多俗氣的嘈雜，但骨子里，他還是個“士”，一方面他覺得仿古幾近造假，當為士大夫所不屑；另一方面，也表現出一種矛盾的自我逃避的心態，反正造假是老板的事，顧某人精心于藝、無愧于壺，棲身他人屋檐，開眼界，練壺功，且為稻粱謀，如此而已。

    顧景舟的上海記憶，于他之后的一生，其實異常珍貴。后來，他曾經向晚輩流露，逛舊書店，是他在上海最快樂的時光。與純粹的“士”不同的是，除了古典文學名著，他特別注重一些實用的技術工具書，在他心里，技術和文化，地位是相當的。舊時，文人的出路除了做官，就是教書。一旦脫離了這些，便寸步難行。顧景舟不一樣，他的手藝一直是接地氣的。他的自信，多半來源于此。

　　一本《英漢辭典》讓他愛不釋手，這部厚厚的工具書，向他打開了一扇敞亮的窗子。因為，在公共租界，外國人很多，如果不懂一點英文，你就無法跟周圍的人交流。好在，他少年時在東坡小學學過英語，有些底子。此外，這段時期他還買了不少硅酸鹽方面的書。顧景舟愛接受新鮮事物，他覺得，如果自己一輩子搞紫砂，那么最好能懂一點陶瓷理論，譬如，模具、陶土、釉水方面的知識。他內心或許還有更實際的想法，梁園雖好，終非久留之地。紛年的戰亂，讓他看不到盡頭。“朗氏藝苑”到底能支撐多久，他不知道。但無論如何，他總不會在這里干一輩子吧。他讀的書非常駁雜，從《陶庵夢憶》到《曾國藩家書》，以及《天工開物》、《三希堂法帖》之類。手也勤快，每讀一本書，必有心得筆記。記憶力也是出奇的好，許多年后，他還能記得哪段話是哪本書里的，大概在第幾頁。

    據顧景舟孫女顧心瑜回憶，當時顧景舟在上海還養過一條狗。

　　那是一條黑色棄犬，瘦，丑，臟。它的主人，是一位體態臃腫的法籍女士。她為什么要遺棄它，在顧景舟看來有些不可思議。他有憐憫之心，給它吃的，還給它洗澡，后來，它就怎么也不肯離開它的新主人了。顧景舟剛學了點英語，就給這條黑狗起了一個英文名字，叫勃拉克，是英文黑色的諧音。

　　為了好好養這條狗，顧景舟跑遍了租界附近的所有書店，終于買到一本如何養狗的書。在他看來，世界上每一件事，都有它自身的學問。他是認真的，簡直把狗當成自己的孩子。勃拉克很聽話，有吃有喝的日子，它很快變得膘肥體壯，一身純黑閃亮的皮毛，頗有貴族派頭。勃拉克的出現，似乎照見了他先前內心深處的孤獨。平淡的生活，立即豐富了許多。黃昏，他牽著狗，在燈火闌珊的馬路上溜達，是多么恬淡的一景。

　　但好景不長，有一天，勃拉克突然失蹤了，顧景舟找遍附近的馬路弄堂，未見其蹤影。失落的心情一直伴隨著他，讓他知道，縱然是一條狗，也是溫暖己身的一份欣慰。

    過了些日子，一天夜里，他從一家燈火昏黃的舊書店里出來，突然看到馬路對面一個黑影朝他撲來，一看，竟然是勃拉克。它嗚嗚地叫著，似在向主人述說離別的苦難。可憐的勃拉克，渾身的皮毛竟然被剪得光禿禿的，連狗頭上的毛，也快被剪光了。顯然，偷狗的毛賊怕它的主人發現，才做出如此下作的舉動。為了慶祝劫后的重逢，顧景舟買了許多食物，把勃拉克帶回家，給它洗澡，讓它美美地飽餐了一頓。人生之無常，似可從一條狗的身上看到側影。而訣別，并不一定出現在路的盡頭。上海的馬路太多，天天人山人海。他要上班，不能整天跟勃拉克在一起。每當他進入“朗氏藝苑”的大門，勃拉克就在門口深情地向他搖著尾巴。然后，門衛會驅趕它離開。他有預感，勃拉克還會離他而去。于是，他把每一天當做是與勃拉克在一起的最后一天。他待勃拉克好，何嘗不是待自己好呢，因為，在上海，他的朋友太少，而勃拉克的忠誠，讓他感到人生的暖意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幾個月后，勃拉克又失蹤了，顧景舟知道，他與勃拉克，這一次可能是永訣了。他心里有深深的痛楚，不單是為勃拉克，而是因了這個愈來愈紛亂的世界。

朗氏藝苑的運轉似有些每況愈下。日本人統治下的“孤島”，市面蕭條，古董生意愈益艱難，兵荒馬亂的年月，似乎還是沉甸甸的黃金可靠些。

　　正如顧景舟所預料的那樣，他的名字最終還是出現在“朗氏藝苑”遣散回鄉的人員名單上。

　　盡管顧景舟有心理準備，但離開上海，心情失落還是難免的。返鄉前，他去了一趟“鐵畫軒”，早先，該店坐落在城隍廟九獅亭畔，抗戰爆發后，生意一度冷落，便遷移至法租界貝勒河的石庫門附近。戴國寶先生雖然早已去世，其夫人楊德宜秉承夫業，一直在支撐局面。戴家公子戴相民，比顧景舟差不多小了十歲，其時還是個學生。但他們一見如故，相談甚歡。戴夫人深知世道艱辛，理解顧景舟此時的心情，寬慰他說，鐵畫軒一直在期待他的作品，回去以后好好做壺，一樣會有出路的。

　　顧景舟內心的聲音卻是：“上海，我還會回來的！”

　　顧景舟返鄉的行囊里，又新添了意大利人馬丁所著的《造型理論》，日本人坂本太郎所著的《圖案基礎》等書。

　　如果把他這次返鄉看做是短暫的小憩，未免說得太輕巧了點，但顧景舟確實把心留在了上海。回到上袁村，他幾乎足不出戶，每天在家看書，偶爾摶壺，換換腦筋。仿佛一名隨時準備應考的士子。

    一日，鄉公所的一名小吏來上門，向顧景舟“報告”了一個“喜訊”，據說，按照“量才錄用”的原則，鄉里推舉見多識廣的顧景舟為本地的“保長”。

　　根據宜興縣志記載，自民國23年起，宜興實行“保甲制”，全縣設8區25鎮123鄉、1202保。12497甲。每1甲10戶，每10甲1保。抗戰期間，偽政權沿用保甲制，大凡擔任保長的人，背地里則被老百姓稱為“偽保長”。

　　對此，顧景舟嗤之以鼻。他明確告訴來人，顧某人一介草民，靠手藝生活，從不問時政。這頂官帽，讓別人戴去吧！

　　可是，據說鄉公所的名冊上，保長的名字還是顧景舟。盡管顧景舟從來不曾知道，鄉公所的大門開在哪里。

　　此后不久的1942年早春，顧景舟終又獲得一次赴滬就職的機會。

    上海標準陶瓷公司，是顧景舟上海生涯的第二站。進入這家公司，顧景舟經歷了嚴格的考試，先前他自學的硅酸鹽知識，和背得滾瓜爛熟的化學元素周期表，在這里一齊派上了用場。公司只錄取三人，但入圍的人數卻有七八個人。考試的最后一道題目，是誰也想不到的。主考人請他和其余幾位入圍的考生，在附近的小吃店吃了一碗餛飩。吃畢，主考人漫不經心地問，今天我們吃的這一碗餛飩，總共有幾只啊？大家面面相覷。一個考生支支吾吾地說，好像是十只吧。顧景舟不慌不忙地回答，一共十二只。主考人對顧景舟微笑著說，恭喜你，你被錄取了。

　　月薪100元大洋。崗位是雕塑制模室技師。消息傳到上袁，引發全村轟動。當時，一個在縣城謀事的銀行職員，月薪不過十元大洋，按當時物價，可讓一戶六口之家過得衣食無憂。一百大洋，那是什么概念！不光懂工藝，還得懂科學，方為技師。那個年少即有書房的顧家老大，看似文弱，卻滿腹詩書，實際是個大力士。他把最高的壺價都比下去了。知識是個什么樣的東西呢，它就在人的腦子里，秤不出重量，卻那么值錢。在這個古老壺村，純樸的壺手們欽羨之余，對此百思不得其解。

    顧景舟在上海標準陶瓷公司開始了新的工作。他的生活單純而忙碌。在眾多陌生的同事里，他偶然遇到一位女同鄉，此人便是蔣燕亭的侄女，紫砂藝人蔣蓉。之前她跟隨伯父在上海，干的也是仿古行當。在標準陶瓷公司，她的職位是工藝輔導員。月薪60大洋，年齡才不過二十出頭。在同類人中，也屬相當的高薪了。半個多世紀后，她在接受自己的傳記采訪時，回憶這段經歷，講到了顧景舟當時的情景：

　　“一般的工人都覺得他清高。平時話不多，但一旦要說起來，卻又頭頭是道。技術上的事，他很懂行。只要你去請教，他一定會教你。但他有些孤傲，平常不跟什么人交往，廠里年輕人多，經常有自發的業余文娛活動，他基本上是不參加的。他對政治也比較疏遠，很多年輕人上街參加抗戰游行、演活報劇，卻從來沒有見他參加過。總感覺他獨來獨往的，有空就捧著本書看，感覺像個老先生。”

    按照蔣蓉的記敘，顧景舟與周邊的人群是疏離的。只有內心強大的人，才會不隨波逐流。

　　首先，有一個細節值得重視。顧景舟在“朗氏藝苑”曾刻下一枚“武陵逸人”的圖章，到了標準陶瓷公司，生活安定下來，他把這枚圖章磨掉，重新刻了一枚圖章：“曼晞陶藝”。

　　“曼晞”，即曼妙之曙光，也可以直譯為早晨的太陽。在顧景舟這里，“陶藝”是藝術，而不僅僅是民間手藝。這時候的顧景舟，對自己的定位已經非常清晰。他這輩子，就是要在陶藝上搞出點名堂來。而對于紫砂來說，上海這座東方都市，是一個太重要的舞臺。海派文化的興盛，讓紫砂在其中左右逢源。再怎么戰亂，人們還是要交往；茶敘，茶話，茶禮，大抵離不開茶壺。紫砂茶具，依然是許多愛茶人的案頭寶愛，其文玩、鑒賞功能，從未消解。現在他有時間，有精力，打算好好研究，從化學分子的角度，解讀紫砂礦土的結構、成分、陳腐后的變化，以及如何選礦、原料制備、技藝加工、成品燒成等每一個環節。可以推想，功課的扎實不僅以時間為代價，更有心無旁騖的全身投入。從家鄉帶來的紫砂泥，在許多個薄霧籠罩的清晨與傍晚，由心傳手，由手會心，孤詣與深心融合著，漸漸獲得生命。

    新近做下的壺，有《三線鼎足提梁壺》、《洋桶壺》等，能在嘈雜的空間沉下心來，做自己喜歡的事，并非只是自娛的境界。

　　此時他已然認定，他之所作，早已不是茶坊酒肆里，用作飲茶的民間雜器，亦有別于那種“一朝選在君王側”的雕琢造作以媚權的官窯器，而是發軔于明初江南士大夫中的文人茶器。紫砂泥在他手里，應該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感覺。這團泥，不僅用來糊口活命，更可以化作表達性情、體現才情、與人溫情的飲茶靈器。以其畢生投入，皓首窮經，無悔是當然，信心更是滿滿。

　　他看到路的那一頭，雖然遙遠，卻有一些清晰的身影。時大彬、陳鳴遠、陳曼生，更有一位邵大亨。這些故人，有文化的，不會做壺；會做壺的，少點文化。到他手里，文化與手藝，兼而有之。一個文人紫砂器的脈絡，曲水流觴，一直連接到他心上。他將來的茶壺，完全可以與書畫、雕塑、金石之翹楚，放在一起媲美。

    不知不覺，上海還改變著顧景舟從宜興鄉下帶來的生活習慣。譬如每天熱水泡腳，譬如穿衣。過去，他長穿鄉下所織土布衣衫，到了上海，知道了棉毛衫的好處。他是愛刨根問底的人，知道棉毛衫的“家族”里，60支是最好的，40支、24支的棉毛衫，穿著便不那么舒服。60支棉毛衫的精致、軟綿、舒適，讓他感到一種力量的感召。生活上他一貫信奉樸素。但從此，棉毛衫要穿好的，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。

　　在上海這段時間里，顧景舟的審美意向已經有了相當明確的追求。他認為人生之美，在于一個“素”字。安之若素，望之若素，淡之若素，都是藝術上的難得之態。紫砂壺是沉默的，但精湛的工藝可以讓它具有古琴般的韻律，繞梁三日。這個時候他重做洋桶壺，感覺可以取天地之氣，得寰宇之音，可以化為人生的一種境界。

　　然而，好景總是不長的。他在上海標準陶瓷公司的安逸生活，并沒有超過一年。場面上的原因是，老板販賣日貨，遭員工抵制而引發內亂；實際是，此人已然投靠汪偽，即將外放他省為官。任何一個動蕩時代，有人變節譬如陰天落雨，種種無常，總是難以預料。顧景舟默然，收拾行李。他對上海的深情，無法以言語表達，但上海總是不給他一塊可以持久生存的立錐之地。這，就是命運的力量吧。

（摘自《文匯報》）